5. 回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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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父母带着襁褓中的我回家了。

    可现实比父亲预想的更糟糕。

    他们前脚进门,后脚大队干部就差人来收罚款,按照父亲的工资乘以三十六倍来算,需要缴纳三千元。二姐暂时还是不能接回来,若他们知道二姐的存在,就要按六十倍来算了。

    这在当时万元户都是大款富豪的年代,可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价数字了。别说三千元,就是三百元,父母也拿不出来,更何况,这时候他们还欠了大几百的外债呢。

    父亲说:再宽限我们几天,筹够了一定交。

    父亲知道即便再宽限几年,他也交不出来。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。

    村里家家户户都超生了,父亲不是头一个。前面有经验的人告诉过他,大队干部的流程都是先要罚款,拉妇女去结扎,罚款交不上就强行把房子拆了,家里的家具全部搬光,再把家中主力抓去关起来,逼迫家人交了罚款再放人。

    宽限的这几天,父母把家里所有能搬的东西送到别人家暂放。煤炭送到了二妈家,桌子送到了大妈家,衣柜送到了隔壁的伯伯家,碗柜送到伯伯家前面的大奶家……

    大队干部来拆房的时候,家里连张床都没有。房子搬不走,一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四五个壮汉拿着大锤头把房子拆掉了。

    前屋是泥巴堆砌的茅草屋,拆起来很容易,不一会儿,就被夷为废墟土丘。后屋的两间卧室,是父亲婚前和几个伯伯一起亲手建的瓦房。地面是水泥,墙上还糊了石灰石,比茅草屋亮堂许多。屋顶都是父亲一锤一锤装出来的,瓦片排的整整齐齐,在十里八村都是排的上号的漂亮。

    这是父亲为结婚准备的婚房。生了大姐以后,父母就在外漂泊,还没怎么住过。

    几个壮汉把屋顶掀了,榔头敲着墙壁。水泥做的墙比泥巴做的牢固很多。几人捶的满身大汗,还没拆完。最后留下两面半的墙壁就放弃了。家里能拿走的东西拿走,拿不走的锅碗瓢盆全部砸烂……

    父亲说:锅碗瓢盆就算了,房子砸了,是真心疼,屋顶的隔板都花了心思的,非常牢固,非常漂亮。

    晚上,家里除了五口人,和两面还没有倒的墙,什么都不剩了。

    古人用‘家徒四壁’来形容一个人的穷困潦倒,当时的我家,穷的连‘四壁’都没有了。

    幸好还是夏天,不会在外面冻死。只是夏天也有夏天的不好,何家村树木繁盛,夜晚蚊虫乱舞,要是在外面待一夜,能被蚊子叮死。父亲和母亲可以忍受,老人和孩子怎么办?

    一家人只好承了乡亲的情,在别人家打地铺。母亲和我住在伯伯家,父亲睡在我发小家,奶奶和大姐睡在二妈家。

    还没睡安稳,大队干部又带人来抓人了。他们也很了解村民的一贯作风,挨家挨户地搜,弄出了很大动静。

    父母白天躲过去了,没成想晚上还来。母亲抱着我无处躲藏,被抓了个正着。

    父亲起初藏在发小家的床底下,后来觉得还是不够安全,决定跑出去。发小家是有院子的,院子的围墙修的很高。父亲翻过院墙,逃了出去,可是跳下去的时候,没用上巧劲,脚后跟骨裂了。

    房子被毁,家里没钱,还欠了一屁股债,两个劳动主力被抓进去关起来时间又没个准头,再没有人挣钱,这个家就真的完了。所以父亲必须逃出去,他忍痛跑远,躲过了这一夜的抓捕。

    母亲抱着我被带到一个满是人的大院子里关了起来。

    这里的人没地方洗澡,也没衣服换,热的身上粘不拉唧,小孩的尿布也没办法及时换洗,到处都是馊味、屎味、汗臭味,还不知道关到什么时候是个头。

    这样下去不行,母亲也很有魄力,只被关了两天。

    第二天夜里,她趁看管他们的人睡着,翻过院子的大铁门逃了出去。

    声响很快惊动了几人,他们拿着手电筒追了出来。

    母亲什么也不管,就一个劲地往前跑。天黑的看不见路,在杂草丛生的荒郊野岭一路跌跌撞撞,也不知道跑的方向对不对,就一个劲地跑。可是蒙眼跑不过打灯的,眼看着几人的声音越来越近,母亲心一横,趴在草丛里躲了起来。

    母亲说有几次手电筒好像都扫到她了,她吓得心提到了嗓子眼,连呼吸都不敢大声,紧抱着我,生怕我这个时候哭了起来。

    那一夜,可以说是惊心动魄。

    后来,母亲说:大队干部的人肯定是有意放他走的,怕闹出人命。

    父亲说:肯定是看在何耀虎的面子上的,说不定人家已经打过招呼了。

    何耀虎是何家村唯一一个当官的,在外县当县长,和大伯是亲兄弟。父亲要是考上大学,大概也能和他一样。可是这个当县长的伯伯在我有生之年,从未见他回过村,也不帮扶兄弟,连自己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都不管不顾。老母亲一生都住在那个小的可怜的茅草屋里,葬礼还是父亲给他操办的。

    母亲说:不可能,政策正紧,更何况他也不会。

    拿着手电筒的几人走后,四周是又静又黑。母亲怕人追上来,但更怕有鬼,提着心动也不敢动地趴在草丛里,任蚊虫叮咬。她保持着抱我的姿势在草丛里趴了一夜,天大亮才敢回家。

    灰头土脸的母亲到家刚洗完澡,还没来得及休息,奶奶就给了她四十块钱,叫她去诊所给父亲送去治疗脚伤。

    半道上,母亲被一个陌生人撞了一下,等发现怀里的钱没了时,母亲才反应过来那人是扒手,可那扒手早已不见了。

    到了诊所,母亲泪眼婆娑。

    父亲问:怎么了?

    母亲啜泣:婆婆给了我四十块钱……

    母亲哭的话都说不完整,父亲看这光景,就猜到了,说:被偷了?

    母亲点点头,哭得更凶了。

    父亲笑着说:没事儿,人还在就行。

    父亲安慰着母亲,他也很心疼那四十块钱,但是这一大家子还要他来撑着,他不能崩溃。

    诊所的医生我小时候见过几次,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,长得像毛主席。父亲让我叫他东爹,在我们那的家乡话里,‘爹’的发音是‘爷’的意思。

    父亲说:东爹是我们家的恩人。

    那段时间,家还是不能回,父亲又受了伤。母亲带着我住在大姨家。父亲住在东爹家,吃东爹的,喝东爹的,衣服也是东爹洗,医药费还欠着。东爹很热心,还经常给父亲打好洗脚水,而且这一住就是三个月。

    伤好以后,父亲在入冬前简单修好了房子。

    后来计划生育政策松了,不再抓人,交不上去的罚款也不了了之,超生的孩子也可以上户口了。

    父母就把二姐接了回来,上户口的时候她已经五岁了。

    说到这,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