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章 百骑入沔阳,顺流渡汉江中
    赵旻向众武将、谋士说明此事后,刘晔便起身作揖。


    “主公,雷定之言,恐不可尽信也。其人或另有所图亦未可知。”


    赵旻颔首:“诚然。武都郡杂胡众多,雷定或存借刀杀人之意。”


    在凉州这内卷之地,以最险恶之心揣摩他人之意,绝对没问题。


    毕竟大家生存都大不易。


    赵旻复又道:“然则,子扬,彼既存借刀杀人、驱狼吞虎之意,某等又何尝不是如此?”


    利用的前提,往往是对被利用者一方,利用者可轻松驾驭、或者轻易蒙蔽。


    所以,赵旻的意思是:


    究竟是谁在利用谁,如今尚未可知。


    刘晔首先反应过来,其人再次作揖。


    “主公当机立断、勇猛果敢,晔佩服,既如此,某等便将计就计如何?


    主公,杂胡部族众多,某等何不借雷定之手,进行一番整合?”


    刘晔就是刘晔,他实际上要实施的,是发动群众斗群众的羁縻之策。


    恰好,赵旻也是这么想的。


    于是二人一拍即合。


    短短两刻钟不到,一条将计就计、过河拆桥、借尸还魂的毒计,便被这一主一臣二人当场定了下来。


    其余人皆瞠目结舌。


    万幸徐庶不在,否则其人一定会当场反对。


    最终,赵旻拍板。


    “前将军,妙才,你二人各率两校骑兵,随雷定赴武都郡。事成之后,某等在襄武县汇合。”


    襄武县属陇西郡,乃大散关通往金城的要冲。


    这场阴谋夺武都郡的小插曲,便如此轻易被赵旻搞定。


    翌日卯时,这路大军再次分兵,两万余骑兵,随颜良、夏侯渊向西而行;


    赵旻、于禁、刘晔、步骘和庞德,则继续率四万余骑兵,向汉中沔阳县进发。


    夏侯渊走后,大军的速度瞬间便下降一个档位。


    赵旻率军的速度上限,只有二百五…十里。


    其实,赵旻也并未指望,自己的兵马还能继续日行三百里。


    大散关至汉中,至少还有陈仓故道这一坦途;


    但经过汉中,向西南进巴西、蜀郡的道路,则是或类似一线天的逼仄峡谷,或一面绝壁、一面深谷的栈道、险路。


    更何况,汉中南郑县,经巴西阆中县至成都城,足足有上千里之遥。


    所以有没有夏侯渊随行,意义其实并不太大。


    赵旻定下的目标,是率军一旬之内,由南郑县赶到成都城下。


    虽然至傍晚时,他们方才抵达沔阳城下。


    顾名思义,沔阳城位于沔水,也就是汉江之北。


    山南水北谓之阳嘛。


    虽然赵旻否决了贾诩的毒计,但贾诩毒计之中,关于乔装为张鲁鬼卒的那部分,仍然保留。


    这个任务,只能交给黄衡的部曲,赵旻的部曲中,可没有益州人。


    这时代,同属益州的汉中,其方言与三巴方言几乎没有分别。


    而黄衡的部曲,皆为巴西人。


    何况,黄衡这个巴西人,对于张鲁极为了解。


    黄衡在与其人百名部曲乔装后,向赵旻作揖。


    “有劳卫将军率精锐在城外接应。”


    赵旻抱拳还礼。


    “公度尽管放心。只要你赚开城门,我必率军突入城中。”


    荀攸改版之计,简单而粗暴。


    黄衡充分利用三寸不烂之舌,说服沔阳城守军开启城门;


    待其人率部曲进城后,城外埋伏的赵旻便率精锐,与黄衡里应外合,趁夜色掩护,攻下沔阳城。


    之后,再进行下一步计策。


    赵旻喊来于禁、庞德,一番面授机宜后,黄衡便放下心来。


    其人挥挥袍袖,亮起缴获得来的张鲁鬼卒旗帜,鬼鬼祟祟地向沔阳城北门行去。


    赵旻等人之所以如此谨慎,是因为担心张鲁在大散关中安插有细作。


    而且,马腾坐镇大散关时,满宠也不方便大张旗鼓地开展“揪内鬼”行动。


    综上考虑,赵旻等人皆担心,己方的行踪,已为张鲁等人所探明。


    在万不得已之下,赵旻方才出此下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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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要清楚一点:张鲁的领地,不止汉中一郡,还有巴西这一巴中之地。


    巴西名为巴西,只是大巴山之西,其地实则为后世的川东地区,也就是演义中所言的东川。


    汉中因地处盆地,尚为一马平川之坦途,但巴西境内,也就是巴中、南充、达州三地,地形皆较为险峻。


    (曹操)既至汉中,山峻难登,军食颇乏。太祖曰:“此妖妄之国耳,何能为有无?吾军少食,不如速还!”


    摘自《魏书刘晔传》。


    巴西之险峻,由此可见一斑。


    因此,赵旻一方面请巴西本地人黄衡做向导,一方面,赵旻也不得不加倍谨慎,谨防己方在巴西这阴沟里翻船。


    毕竟赵旻这个苟哥,向来稳如老狗。


    乔装为鬼卒的黄衡,鬼鬼祟祟离去后,孙尚香凑到老狗赵旻身旁。


    “主公,末将亦愿同往。”


    赵旻注视着黄衡那百余人,颔首道:“可!亲军校尉,你与我同行,不可远离。”


    一身男儿戎装的孙尚香大喜抱拳。


    “诺!”


    苟哥赵旻眼见黄衡渐渐隐没于暮色之中,便也挥了挥手。


    “令明,随我上前!”


    赵旻和庞德,外加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将孙尚香,便也同样鬼鬼祟祟向沔阳城进发。


    在他们身后,于禁静悄悄地命令大军披坚执锐、整装待发。


    不到两刻钟,黄衡便抵达沔阳城下。


    黄衡在途经汉中尽诛那屯鬼卒之时,便已问明详情。


    是以,此刻其人以一口地道巴西乡音,与城头守卒对答如流。


    于是毫无悬念地,沔阳城门轰然大开。


    此时,便体现出黄衡的能力。


    只见其人不疾不徐下令,令自己部曲在城门处列队…


    其人目的不言而喻。


    本来鬼鬼祟祟隐于暮色中的赵旻等人,登时催动马速,疾冲向沔阳北城门。


    在城门守卒瞠目结舌的表情中,为首的赵旻、孙尚香夫妇二人左刺右搠,勇不可挡。


    孙尚香的枪法先后得孙策、赵旻和赵云指导点拨,丝毫不在其人夫君之下。


    紧跟在二人身后的庞德,这时方才发觉,卫将军之夫人的武艺竟也如此了得。


    这也怪不得庞德。


    因为众人一路赶来,孙尚香均未展示过武艺。


    其实有一件事赵旻还不知情:


    孙尚香的箭术已得太史慈真传。


    换言之,大小姐的骑射之术,远在初学者赵旻之上。


    在赵旻、孙尚香夫妇无间配合,以及庞德补防的凌厉攻势之下,沔阳城门守卒,很快便溃不成军。


    牢牢霸着五子良将之首的于禁,武艺或许排在五子良将最末,但其人把握战机的能力毋庸置疑。


    于是乎,在震天的喊杀声中,四万余大军发动冲锋。


    然后…


    于禁分兵三路,在四个城门拦住溃卒,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,便夺下了沔阳城。


    张鲁的鬼卒名字虽瘆人,但其战斗力…


    委实让人捉急。


    别说三名武将,便连孙尚香都觉得极不过瘾。


    作为主帅,赵旻无暇感慨。


    其人下令兵卒绑缚溃卒后,便留黄衡、刘晔和步骘三人在此地,安抚沔阳城中士族豪强。


    其人则与孙尚香、于禁、庞德一起,准备施展下一步计划。


    下一步计划其实极简单:


    趁夜色掩护,沿沔水,也就是汉江顺流而下,夜袭南郑城。


    赵旻虽不能确定,张鲁此刻是在南郑城,还是在巴西阆中城内,但无论如何,南郑城都势必要拿下。


    要知道,赵旻此番所率之兵马,为了追求行军速度,根本未曾携带粮草辎重。


    兵卒们只在马背上携带了五日口粮。


    换言之,赵旻根本就没准备要攻城!


    荀攸改版后的计策,类似于吕蒙白衣渡江之计。


    赵旻要做的,是趁夜色掩护顺流至南郑城。


    【作者题外话】:这一章几乎没有什么可解释的。


    总之,曹老板没有把握住赵韪作乱的良机收回益州,委实是一大败笔。


    因为汉中的所谓“鬼卒”,战斗力确实严重不足。


    张鲁、刘璋他们仗着蜀道险峻而偏安一隅,能有多少实力?


    这一章,咱们聊一聊吕蒙…


    罢了,咱们先来说一说季汉无史官之事。


    以后再说吕蒙。


    史书的修撰,既受时代背景的约束,也掺杂了修史者的个人情感。


    因此,史官对史料的运用,需要慎之又慎。


    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曾说,蜀汉“国不置史,注记无官,行事多遗,灾异靡书”。


    国不置史,注记无官,是以行事多遗(不记录人事),灾异靡书(不记录灾异)。--《蜀书后主传》


    此话给人的直观印象,便是蜀汉不设史官,因此导致史料记录残缺不全;


    也侧面解释了《蜀书》篇幅短于《魏书》与《吴书》的原因。


    注意:《魏书》共三十卷,《吴书》共二十卷,而《蜀书》……


    仅十五卷。


    然而如果仔细阅读《三国志》,便会发现陈寿所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。


    比如《后主传》曾提到“景耀三年,史官言景星见”;


    此事明确使用了“史官”二字。


    《蜀书》中也有大量关于星象与异象的记载,可见“国不置史”是假,“灾异靡书”也不为真。


    那么问题来了…


    陈寿为何要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呢?


    我们先来看“国不置史”。


    “史官”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。


    它的工作内容不局限于一般印象中的史料记录工作;


    史官同时也要兼顾天象变化、历法制定、档案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。


    工作内容涉及到“历史记录”者,彼时有太史系统、东观系统、兰台系统以及秘书系统。


    东观与兰台,可以简单理解为帝国图书馆与档案馆;


    秘书系统出现较晚,东汉初设旋废,至魏文帝时,始重新设立。


    由于《三国志》中没有“职官志”或“百官志”,因此想要复原魏、蜀、吴三家的职官制度并不容易。


    曹魏的制度尚可以通过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通典》等后世史料加以推断,蜀汉的职官系统则相对模糊。


    换言之,“国不置史”的解释,并非仅有一种。


    如果以“史”的字面意思推断,陈寿所谓的“国不置史”,有可能是指“太史”。


    太史系统的主要职责,是通过观测星体运动来预测王朝运势,也兼顾符瑞谶纬一类的政治预言。


    本书中刘艾的政治盟友王立,便是太史令。


    太史令一人,六百石。本注曰:掌天时、星历……凡国有瑞应、灾异,掌记之。--《续汉书百官志》


    比如兴平二年(195)献帝东奔,王立便用“太白犯牛斗,荧惑守北河”等说辞,劝刘协改易道路。


    太白即金星,荧惑即火星,实际是太史官利用星象变化来影响统治者的决策。


    天子败于曹阳,欲浮河东下。侍中、太史令王立曰:“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,过天津,荧惑又逆行守北河,不可犯也。”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。--张璠《汉纪》


    建安元年(196)曹操领兵入洛,迁都许县。


    王立又说“金火交会,革命之象”。


    (王)立又谓宗正刘艾曰:“前太白守天关,与荧惑会;金火交会,革命之象也。汉祚终矣,晋魏必有兴者。”--张璠《汉纪》


    可见太史令的工作,很大程度上与星象历法有关,其实更接近天官、历官。


    汉延康元年(220),东汉太史丞许芝,也曾用“圣人受命而王,黄龙以戊己日见”等符瑞谶纬之辞,劝曹丕代汉自立。


    辛亥,太史丞许芝,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:“《易传》曰圣人受命而王,黄龙以戊己日见。七月四日戊寅,黄龙见,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。”--《献帝传》


    可见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太史丞,并不局限于历史记录工作,更需要兼顾星象、历法、谶纬等内容。


    不过从可见史料看,蜀汉存在天官与历官。


    这便能解释,为什么《蜀书》中频繁出现星象变化的记载。


    比如景耀元年(258),成都观测到景星;


    再比如延熙十四年(251),费祎自汉中还成都,术士表示“都邑中无宰相位”等等。


    景耀元年,姜维还成都,史官言景星见。--《蜀书后主传》


    (延熙)十四年夏,(费祎)还成都,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,故冬复北屯汉寿。--《蜀书费祎传》


    术数理论中,天宫的星宿对应着下界的帝王将相,所谓“无宰相位”无疑也与天象有关。


    至于“灾异”的相关记载,在裴松之的校补引注中也颇有涉及,可见亦有相关的原始资料。


    冬十月,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,不能达,堕水死者以千数。--《汉晋春秋》


    由此可知,蜀汉政权中明显存在天官与历官…


    “国不置史”的可信度有多少,不言而喻。


    再来看蜀汉“注记无官”。


    陈寿曾提到蜀汉“注记无官”。


    即负责“实录”或“起居注”工作的史官,是不存在的。


    实际情况,却也并非如此。


    最重要的证据,就是陈寿本人的仕宦履历。


    《华阳国志》记载,陈寿曾出任东观秘书郎,这是负责管理皇室文书档案的职位。


    (陈寿)初应州命,卫将军(指姜维)主簿,东观秘书郎,散骑、黄门侍郎。大同后(指天下统一),察孝廉,为本郡(指巴西郡)中正。--《华阳国志》


    东观是一所位于洛阳南宫的文化机构,负责贮藏档案、典校文书,后来演化为宫廷典籍管理处的代名词。


    东汉初年,班固曾在东观撰写《汉书》,同时着手修撰东汉国史《东观汉记》。


    《东观汉记》的修订工作,一直延续到东汉灭亡。


    文豪蔡邕曾负责其收尾工作,结果因为党附董卓而被王允处死(192),大业未竟,遗恨千古。


    伪君子王允老贼,可恨可恨!


    (蔡)邕前在东观,与卢植、韩说等撰补《后汉记》……(王允)收(蔡邕)付廷尉治罪。--《后汉书蔡邕传》


    按《华阳国志》的行文顺序,陈寿出任东观秘书郎,事在姜维主政时期。


    换言之,陈寿出任的乃是蜀汉的史官。


    东观与兰台,作为掌管一手资料的档案文库,必然充斥着各类原始资料。


    实际就《蜀书》的撰写方式,可以清楚看到:


    蜀汉早期人物事迹详实(关张马黄赵);


    晚期人物一笔掠过(吴壹、吴班)甚至匿而不表(句(gou)扶、高翔)。


    考虑到关、张等人的活跃时期,与陈寿所处的时代相距甚远;


    陈寿能够清楚记录他们的事迹,无疑说明蜀汉留有丰富的一手或二手史料,可供史官参考。


    吴平后,(陈)寿乃鸠合三国史,著魏、吴、蜀三书六十五篇,号《三国志》。--《华阳国志》


    陈寿既然能够“鸠合”三国史,那他修史时便“必有所本”。


    王沈《魏书》、韦曜《吴书》无疑在其中。


    照此推断,《蜀书》的修订,也必然有现成的参考资料。


    那是否能够这样假设:


    即蜀汉虽然有太史、东观系统,但太史只负责星象灾异的记录,东观只负责原始档案的保管,却没有相应的注记官呢?


    这个猜想也不对。


    蜀汉景耀三年(260)与四年(261),刘禅曾主持“英烈追尊活动”,给关羽、张飞、马超、庞统、黄忠、赵云等人追谥号。


    (景耀)三年秋九月,追谥故将军关羽、张飞、马超、庞统、黄忠。四年春三月,追谥故将军赵云。--《蜀书后主传》


    按蜀汉灭亡于景耀六年(263)的历史背景看,刘禅此举,无疑是蜀汉崩溃前夜的一次“文化凝聚运动”;


    但也能侧面说明,蜀汉存在注记官与文书官。


    理由很简单,谥号是帝王将相的盖棺论定,追何种谥号、取何种字样、给予何种评价,均需要以人物的生平事迹做考量。


    比如关羽的“壮缪”谥号,亦褒亦贬,如果没有充分的史料支撑,是不可能给出如此精确的字眼的。


    追谥(关)羽曰壮缪侯。--《蜀书关羽传》


    注意:壮通庄,为美谥。


    屡行征伐曰庄,兵甲亟作曰庄。


    缪为恶谥,名与实爽曰缪,即名实相悖。


    关公晚年确实昏悖,影响了其人的总体评价。


    不难想象,陈寿所在的东观系统,必然深度参与了此次追谥运动。


    因此陈寿作为蜀汉史官的一员,却信口胡说“国不置史,注记无官”,很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。


    所以,这个问题…


    很严重啊!


    陈寿为何睁着眼睛说瞎话呢?


    咱们下一章继续说。</app>